从缅甸一个7个孩子的母亲手中，海洛因是怎样身价爆涨10000倍，最后以百万美元的价格进入美国人或者欧洲人的血管里

种植

美丽无比的罂粟花，它生产出来的海洛因每年导致15万人死亡，250万人失去劳动能力，接近1亿人成瘾从而失去大部分劳动能力。

在缅甸北部靠近中缅边境那些云雾缭绕的高山上，雨水冲走了连接各个孤独村庄之间的道路。那里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但正是从这里，海洛因开始了它漫长的世界之旅。

当到达美国巴尔的摩的大街上时，世界上最优质的毒品已辗转了6、7个国家，转手了100多次，价格至少上涨了5000倍。然而第一个触摸它的人却是一位36岁、7个孩子的母亲。

Xiamin Dwan Swan和她的丈夫Ju，同生活在缅甸这个高山小村子里的其他40多户人家一样，自英国一个多世纪前引进了罂粟栽培，祖祖辈辈都种植鸦片。对当地人来说，种植罂粟并不怎么挣钱，看看村里的茅草屋、泥巴地和光脚的孩子就知道了。但罂粟是当地人知道的惟一能种的东西。

从每年9月开始，在烧完陡峭田地里的杂草之后，村民们便开始播下罂粟的种子。罂粟几乎是在这种海拔高度上惟一能生存的农作物，但在这里种植并非只因为气候。这儿最主要的竞争优势是，任何执法机构都管不到。世界上其他鸦片种植地区都是这样——游击队控制的哥伦比亚丛林，阿富汗不受法律管制的自封地，这些地方的权力者一直处于反叛的地位或至少站在反叛的边缘，更不要说他们自己还拥有1500-2000人的军队。

到2月份，Xiamin Dwan Swan和她的丈夫就开始收割，用一把像针一样的刀子把每一个罂粟荚剥开，一股乳白色的脂流了出来。一旦脂变成黑色，就用一把月牙形的工具把它刮下来，这把工具从记事起就在她家了。这是很累人的工作，Dwan Swan两口子靠种植罂粟每年挣600美金，刚够养活7个孩子、3头猪和两只狗。

3月初，那些拿着枪、戴着金表的生活在底下山谷中的经纪人就上山买鸦片汁来了，每vis(计量单位，约等于1.6公斤)卖大约1500元，即每公斤113美元。“我不知道谁买了我们种的这些东西，”Xiamin说。她说的很可能不是真的，因为过去20年来很可能是同一个人从她和她丈夫手中购买鸦片汁。之后那些东西到哪去了Xiamin也不知道。这却是真的。

这只是毒品食物链中众多绝缘层中的第一层，绝缘是海洛因交易的特点，必须打入成本中。

由于有了经纪人(通常是部落长辈)的介入，鸦片在过了一下他们的手之后要涨价20%，如果经纪人事先垫钱给种植人的话，提价会更高。比如，在阿富汗的Helmand省，一些农户在塔利班禁止种植罂粟期间欠债很多，所以当可以再种的时候，他们的鸦片原汁只以每公斤35美元的价钱卖给债主。

在塔利班这短短的禁令期间，阿富汗在全球鸦片种植领域长达10年的统治地位暂时交给了缅甸，缅甸的产量随即占了全世界产量的60%。但今年收获季节过后，估计阿富汗将再次获得统治地位，其后是缅甸、哥伦比亚和墨西哥。

加工

和罂粟种植不同的是，加工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复杂过程，只有有足够资金的人才能进入。

鸦片加工的大部分生意都控制在缅甸的佤、果敢和掸邦等地方的军阀手中。“他们征税，或者为别人提供保护而获取钱财，”缅甸一名准将Kyaw Thein说。

事实上，向佤联军的官员询问鸦片的事，他会马上滔滔不绝地说起他这个地方的产量，就像从市政的预算上引用一样。“4600 vis，”佤族地区的一个市长Lu Kyar Shin说。他戴劳力士表。“降了，几年前是1万vis。”

缅甸的海洛因加工厂和哥伦比亚的可卡因加工厂一样，也是丛林深处的一些临时设备。这是为了完成专门的定单而设置的。当外面风声很紧的时候，可以很快销毁掉。但只要这些设备是在反政府武装的辖区内，基本上就没什么大危险。

缅甸官员骄傲地展示在最近一次袭击中捕获的化学前体。这些化学材料一包一包整齐地堆满了一个四周种着木瓜树、装着铁丝网的院子里：900加仑的氢氧化钙(把鸦片炒成吗啡需要氢氧化钙，这是加工的第一步)，从印度渠道进口到缅甸的液体以太，中国产的氯化氨(这东西把吗啡变成较低级的“第3号海洛因”，或俗称的“红糖”)，最后是摆在前面最显眼位置的150加仑很难得到的乙酸酊，这是提炼出90%纯度的第4号海洛因的关键配料。

被运到美国和欧洲市场的第4号海洛因也就是臭名昭著的“中国白”。尽管中国白经常被加工者装在700克的包装里，但全球毒品市场的统一度量单位是1000克。1000克中国白在纽约市的售价超过20万美元(批发价)，而在缅甸只要2500美元。这表明，在整个海洛因产业的成本结构中，加工并不是个特别大的利润中心。那是因为在缅甸境内被截击的风险太低了，所以在海洛因最后的市场价中占不到什么比例，大约是20%，这和亚洲其他形式的合同制造商，比如承接外包的半导体或手机制造的利润差不多。在那些行业，真正的利润来自设计和分销。

海洛因的体积很小，适合运输，不容易查获，利润又是极高。诸如哥伦比亚大毒枭，金三角军阀，阿富汗武装分子都通过贩卖毒品获得大量利润。其中哥伦比亚最大毒枭曾经试图跟政府达成协议，如果政府释放他们几个被铺的头目，他们就出自100亿美元帮助政府清除外债。

运输

一旦采购和加工步骤完成后，像缅甸或阿富汗这样的孤立国家就失去了他们的竞争优势。“无论是佤族还是果敢的军阀都没有国际网络把这些产品送到市场上去。”缅甸边境城市木姐的一个缉毒小组组长Win Naing解释说，“他们把毒品留给外国人。”阿富汗的种植者也差不多。联合国的调查显示，阿富汗去年从鸦片种植上获得的收入最多也只有5600万美元。

海洛因的真正利润，借用一下危机四起的会计行业的术语，全在下游，即运输和分销领域。为了到达国际市场，海洛因通过两条主要的渠道离开缅甸。每条路线都有不同的玩家，专门的技术。

第一条路线，也是用得比较多的，就是从北通过中国的云南到香港这个自由贸易港。中国的走私辛迪加在这条路线上辛勤地工作，从木姐送出境每公斤只收1000美元，从木姐一直送到香港每公斤则收1万美元。直到最近都是这样一个组织在木姐活动，木姐和中国的边界是一个4英尺高的围墙，就立在这个城市的中央。这个辛迪加是由一个39岁、叫谭晓林的四川人把持的。去年他在中缅警方的联合行动被捕，后被引渡到中国谭共走私了超过3吨的纯海洛因到香港，在那儿，有着国际化网络的各种走私集团又把海洛因送到悉尼、温哥华和美国。

第二条出缅甸的路线是往南，穿过泰国后再往东。10年前在老挝、缅甸和泰国接壤的金三角，泰国这边到处都是加工厂。泰国曾经是世界最大的鸦片加工地，直到后来，由于泰国的经济得到了发展，也由于国际社会的压力，毒品加工大多转移到缅甸那方去了。80年代的巴基斯坦、土耳其、波斯维亚和秘鲁也差不多。当斩草除根的缉毒行动成功后，加上当地生活水平的提高使罂粟的种植转移到更不受法律约束、更贫穷的阿富汗和哥伦比亚。这种流动性是快速反应的毒品业的另一个显著特征：一个地方倒下去了，另一个地方又起来了。从这个意义来说，海洛因是一个真正的全球商品。

“海洛因是用大篷车运送出加工厂的，”泰国警方的一个线人说，“通常每辆车有50-100人。一半是把500 vis的海洛因搬上大篷车的搬运工，另一半是士兵。”这些士兵都配备了重型武器。大篷车最终的目的地是缅泰边境。

到达缅甸边境城市Tachileik的时候，由于途中高昂的运输费用，海洛因到达收货人手中的时候，价格已经上涨到了每公斤4500美元。在那里，活动着大约20个这样的收货人。

接下来把海洛因运送到泰国的阶段相对更难些，装有毒品的大篷车必须在夜幕中行驶在茂密的山区，以躲避边境巡逻兵。附加的风险也反映到价格上，出境后每公斤海洛因的价格上升到5500美元。

一旦毒品抵达了泰国或Tachileik，一批新的玩家加入了。从曼谷来的泰国人，聚集到边境地区去取海洛因。他们也有他们各自的定位：把海洛因送到曼谷的买家那里。承包了这段运输任务的人即使被抓了，也提供不了给他货的人。他们这些本地人又为边境地区的经纪人和曼谷的买方提供了一层保护。

事实上，大多数的买家来自西非，更确切地说是尼日利亚人。在曼谷，当地的中间人运送每公斤的海洛因的费用是7500-9500美元，根据货的纯度来定。西非人并不是惟一的外国买家，还包括中国台湾和欧洲的走私犯。但迄今为止，尼日利亚人是最有组织的集团。他们在不断细化的海洛因供应链上的工作也是风险最大的：把海洛因送到美国。

美国大公司的CEO中几乎没有人为了物流问题而半夜睡不着觉，即使是速递公司DHL和UPS公司的CEO。毒品行业也有自己的速递服务，诸如“尼日利亚特快”或者墨西哥声名狼藉的AFO组织(Arellano Felix Organization)。

这些送货人侵入美国边境的任何一个地方，但最常去的是加州的圣思多罗(San Ysidro)。这是美国最繁忙的一个边境港口，这里脆弱的边境线把圣地亚哥和走私犯的天堂——墨西哥西北部城市提华纳分开。进入美国的海洛因、可卡因和大麻有1/4到1/3是从这里和南加州4个小一点的关口进入的。如果运气好的话，海关1天可以抓获至少十几次相当数量的海洛因。

到现在为止，贩卖“中国白”的人日子相对还比较好过。尼日利亚人从曼谷拿到海洛因后，要不就通过快递送到转口国家比如墨西哥或加拿大，但更普遍的路线是，直接送到尼日利亚的首都拉各斯去。尼日利亚在全球腐败排名榜上总是高居榜首，所以在这里周转海洛因并不太费事。在尼日利亚，毒品被重新放入更小的包装，常常是放在送货人吞下去的避孕套中，经过像英国、法国这样的非原料国家，摆脱掉海关官员的检查。如果海洛因直接从泰国运到美国，就经常雇佣高加索的人，通常是二三十岁的女性，因为这些人不属于美国海关缉毒的重点人群。

也就是在这个阶段，来自东南亚的海洛因遇上了另一种复杂情况。当它接近目标市场即美国市场时，竞争也加剧了。对手包括墨西哥产的黑碳(Black Tar)，由于质量低劣，更多的人管他们叫墨西哥泥(Mexican Mud)；更高级的粉末状的墨西哥棕(Mexican Brown)，特别是高品质的哥伦比亚白，这是中国白最大的竞争对手(阿富汗的海洛因很少在圣思多罗出现，只偶尔出现在美国的底特律地区。它们最主要的市场是欧洲，从土耳其、俄罗斯和巴尔干地区进入欧洲)。

哥伦比亚人在全球的海洛因市场相对还是一个新手，那里的不法商人也就是1990年左右的时候才决定做这个生意的，他们一直是垄断可卡因市场的大商人。随着可卡因在美国退温，可卡因贩卖者努力扩展到欧洲，但他们只在西班牙、英国、最近在荷兰获得了有限的成功。欧盟国家的人要选毒品的话一般就选海洛因，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组织早就在那儿站稳了脚跟。所以，哥伦比亚的可卡因贩卖者决定多元化，他们启动了罂粟种植行动，从西南亚进口种子、设备和专业技术。“他们要花上三四年的时间才能搞清楚，才能获得加工的技术，和像乙酸酊这样的化学前体。”美国毒品监督局(DEA)纽约分部的一位主管Felix J. Jimenez当年说。但到90年代中期的时候，哥伦比亚人就能生产出纯度超过90%的海洛因了。突然之间，哥伦比亚的走私犯有了一种可以与中国白相媲美的优质产品。他们所要做的一切就是把新产品推向市场，穿过像圣思多罗这样的边境点。

毒品生产地的老百姓一般都是非常贫穷的，有些甚至无法生存。处于生存的本能他们从事鸦片种植，来换取更多口粮，生活必需品等。但是，鸦片实际也毁了他们，很多产地的老百姓也吸毒成瘾，失去劳动能力。

贩毒者之所以愿意冒风险从圣思多罗入境是因为如果能入境所带来的好处。把海洛因运到中国或泰国境内，每公斤将涨1000美元左右，但在美国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只要跨过那百米之遥的边境线到达美国，1公斤最劣质的墨西哥黑碳的价格将飙升到54000美元，哥伦比亚海洛因一到达洛杉矶，身价就涨了20倍，而如果是中国白，价格将升到6位数。

显然，走私辛迪加竭尽全力了解圣思多罗的一切情况，比如什么时候换岗结束，在某一天有多少当班，哪些警犬当班等等。但大多数时候，他们就是玩数字游戏，赌平均规律。毕竟每年从圣思多罗进入美国的人超过4000万，海关不可能全检查出来。

“每天起来就面对6万辆车，你还必须记住99%的过客都是诚实的游客，”海关检查处的一位官员说，“所以那些坏人就直接冲着我们来，如果我们阻截到了一些，那也是他们已考虑到成本里去的。”

绝大多数从圣思多罗入境的中国白是悄悄通过行人交叉路，一条长长的水泥走廊，一路上都有金属探测器，美国毒品监督局(DEA)张贴的200万美元悬赏毒枭墨西哥贩毒组织AFO头目Benjamin Arellano Felix和他的兄弟Ramon的告示。

AFO组织的出现表明了运输承包商在毒品行业中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该组织70年代末在提华纳靠走私免税的香烟和酒起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做起了大麻生意，80年代的可卡因热中他们狠赚了一把。到90年代，该组织的毒品交易额达到了成百上千亿美元，估计控制了从圣思多罗口岸经过的3/4的毒品，甚至还在德克萨斯州修建了复杂的地道。

AFO的竞争优势是位置：正好处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边境。然而，导致他们垮台的最致命的错误是，就像在他们前面倒掉的哥伦比亚辛迪加一样，组织过于庞大，藐视分权制的规则。

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和卡利辛迪加是第一批进行垂直整合的贩毒组织。像其他大的石油公司对待天然气一样，这些辛迪加试图通过控制毒品的制造、分销和销售的整个链条来控制毒品。这种做法一段时间内是有效的，但任何垂直型组织的弱点都是，一旦有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组织将面临崩溃。

而中国白的贩卖者通过选用彼此不认识、甚至也不认识他们的雇主的转包商，避免了上述危险。比如在曼谷的尼日利亚买家，甚至都不需自己运送海洛因。他们雇佣美国人、欧洲人或加拿大人，几经周转最后到达美国。

对外行来说，要运送哪怕是一公斤的毒品都要经历很多考验。中国白更是这样。在所有毒品的贩运中，以每公斤成本计算的话，中国白是迄今为止最没有效率的。根据经济学家Peter Reuter的研究，拉美产的可卡因运送起来要便宜10倍，因为他们通常是装在更大的包装里，每包250公斤或更多。这样可以达到规模效应。

这种差异植根于哥伦比亚毒贩子的传统，他们中许多人之前都做过大麻，大麻大包装是惯例。但这也反映了海洛因的特点，表明了为什么对精明的走私贩来说，海洛因越来越成为最佳的毒品选择。由于市场价很高，海洛因非常适合不远千里的运输，穿越数不清的边境。海洛因因此只需要小得多的网络去走私，而可卡因或大麻则需要庞大的组织来运输。把海洛因散置于几十个人身上，当然使风险最小化了。

“如果我必须要把海洛因贩毒组织做类比的话，”DEA在华盛顿的一位高级专员Mike Chapman说，“那就是基地组织。”海洛因贩子相对于跨国公司、或像可卡因之王Pablo Escobar时代的哥伦比亚大毒枭，更倾向于采用高度细化的、以恐怖分子为单位的小组织。“这类型的活动不允许像合法商业那样的权力集中制，”经济学家、毒品政策专家Ethan Nadelmann说，“如果走私组织太庞大了，他们就会产生安全和个人问题，就会成为执法机构的目标。”

事实上，如果毒枭帕布洛·艾斯科巴(Pablo Escobar)不是1993年在历史上最严密的一次国际缉毒行动中被杀的话，那他将是活生生的例子。目前正和他的18名同事等待审判的谭晓林也是一个例子。甚至那些DEA要缉拿AFO——自从卡利和麦德林的贩毒团伙被摧毁后是最接近辛迪加的组织——也已经过时了。Ramon已经死了，今年2月份由墨西哥政府枪毙了，他的兄弟Benjamin3月份也被抓了。

国际形势的转化也影响着毒贩子。自从“9·11”事件改变了大多数国家对边境安全的看法后，走私犯的日子就很难过了。“9·11”后到当年年底，加州-墨西哥边境抓获海洛因的次数增长了16倍，绝大多数在圣思多罗。就像所有进入美国的港口一样，该边境在“9·11”后一直处于一级警备状态。

所以贩毒辛迪加们正放弃空运和从大港口入境，转而越来越多地使用货船和高速游艇。一旦进入了美国境内，海洛因通常汇集到3个主要的集中中心。西海岸穿过州际5号线到达洛杉矶。在洛杉矶，1公斤海洛因的批发价猛涨到8.6万到10万美金，而在圣地亚哥是4万到5.4万美金。

这个过程中，进口商开始通过降低纯度来提高利润。通常这是随后很多次搀假中的第一次，他们往海洛因里加入奎宁、滑石、甚至乳糖。

吸毒消费巨大，就是百万富翁也经不起长年累月的毒资消耗。吸毒者百分之九十都在从事违法犯罪，除了贩毒，卖淫以外，还有包括盗窃，诈骗，武装抢劫等一系列案件，给社会治安造成严重影响。

零售

美国和欧洲一样，外来移民是海洛因主要的进口商和分销商。这仅仅是因为走私网络更愿意和自己人打交道，不信任外人。尼日利亚人把货卖给西非人，中国人卖给中国移民等等。

美国的海洛因市场，年营业额大约是100亿美元，因此被粗略地分为几个人种区。基于洛杉矶的墨西哥组织控制了密西西比以西的批发市场。坐阵芝加哥的尼日利亚人掌握了中西部的北部地区。驻扎在纽约的多米尼加辛迪加统治了东海岸。小一些的华人团伙在边缘地带活动，大多数是在有大量亚洲社区的旧金山或纽约行动。

纽约市DEA的最高官员、美国海洛因的一位主要专家Jimenez说，这种划分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墨西哥团伙经常侵入芝加哥的西非人的势力范围，西非人又反过来潜入像巴尔的摩这样的多米尼加的地皮。这种竞争很激烈，有时候很暴力，但更经常的是在营销线上争夺。

其中一场战斗改变了东海岸海洛因交易的面孔。事情发生在90年代中的纽约。那时东海岸的海洛因批发生意属于3个华人团伙(这3个团伙于10年前取代了意大利的贩毒家族而取得了这个位置)。但是随着哥伦比亚人的进入，势力庞大的华人团伙面临强有力的竞争。令人吃惊的是，随后爆发的却是一场价格战。

经常是通过人胃带进来的中国白每700克一包售价在16万到18万美元。但哥伦比亚人那时在运送大宗的可卡因里夹带了海洛因，因此运输成本大大降低。“他们的要价是每公斤8万美元，比中国人低一半。”Jimenez说。

当然哥伦比亚人占了地理位置离美国更近的便宜，但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竞争优势：健全的分销中心。“他们会强迫多米尼加运送人，每200公斤的可卡因里夹带比如两公斤的海洛因，并给他们的顾客发放免费的样品。”

这种举措导致了一场营销革命，为海洛因制造了一群全新的顾客群，很像10年前引入的crack cocaine让雅皮毒品走向大众市场一样。因为哥伦比亚人坚持说他们的分销商保持了海洛因的高纯度，所以高端的可卡因用户可以鼻吸或抽，因而避免了脏针头和HIV。“我在卖海洛因的街头藏了一个摄像机，”Jimenez说，“你不能想象，去买海洛因的是些什么人：律师、医生和教师。”

Jimenez说，这种创新战略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到新世纪的时候，哥伦比亚的海洛因统治了纽约和整个东海岸的海洛因市场。

海洛因从像纽约这样的集中中心一路运到费城、巴尔的摩和华盛顿这样的二级市场。在这些卫星城市的交易商通常每几个星期就要去一趟纽约，一次带个1到5公斤的海洛因。像巴尔的摩这样规模的城市，有能力购买1公斤的交易商不会超过20个。

当你顺着食物链一步一步走下去的时候，对执法机构来说，事情反倒变得更容易了一些。在分销链条的最下游，比如巴尔的摩这20个大的分销商，把按公斤买来的海洛因重新包装，按盎司分成别人更买得起的小包装。中型交易商又把按盎司包装的海洛因再分解成按克包装，然后再以一包100小瓶卖出去，每小瓶装有1毫克。这种被称为Gelcap的包装，和那些有粉红色、蓝色或绿色的盖子的小瓶不同的是，针对的是低端市场，也就是那些注射海洛因的瘾君子。

“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真正往里搀假，”巴尔的摩警察局的探长Mike说，“规则通常是6比1。”这意味着从批发商那里购买来的每公斤海洛因，通过加入各种各样的东西后，等在街上出售的时候，已变成了7公斤了。“这个环节的提价最高，”Jimenez说，“从批发到零售，因为这是你面对最大风险的时候。你必须保护自己不受警察的追捕，还要保护自己不受竞争对手，以及同一组织内其他知道你带了很多现金的人打你的主意。”

这就是一公斤海洛因的生物圈，从缅甸一个7个孩子的母亲手中，最后以百万美元的价格进入美国人或者欧洲人的血管里。

以上文章转载自 涅瓦河边 萨沙's Blog（http://sidalin.blog.hexun.com/35541652_d.html）

【更新】
天空阴霾的台风日，颜色居然很喜欢。

万物生长靠太阳，人民娱乐也靠太阳。

天象很科普，人民很娱乐，但CCTV包括各种TV很彪乎乎，那些主持人们拼命显摆着刚刚背下来的资料，恨不得都成为日专家和全食专家，500年才等来一次教育人民的机会。他们说啊说，错漏百出还不让专家说句完整话，抽冷子还讴歌一下“我们这个时代多幸福，有路灯，古人多可怜”，然后镜头很配合的摇向一座座城市的街景，一看就是市长们提前交待好了的，天朝真是不错过任何时候宣传我们GDP下的各地政绩，可黑灯瞎火地镜头实在也拍不出什么流光溢彩来。

实在说不下去了，也意识到这是关于太阳的奇观而不是大清早带领大家参观高楼的，勉强把话头扔给专家，假装求知欲特强地问一句：“日冕温度这么高啊，我们一直以为日冕温度没有太阳内部高，这是怎么回事”，主持人是把日冕和日表面弄混了，专家闷了很久，只能弱弱说一句“其实太阳内部温度更高”。另一个主持人可能资料背得更强悍一些，见势不对赶紧接话：“古代也有日全食，我们和古人看的是同一个太阳，请问专家你有没有古今同日的感受”，专家想了想，可能觉得“古今同日”是一句脏话，再也不说话了。

让大家只能黑着眼睛去猜画面，像小学生一样看图说话，即使乌漆麻古一团黑不好拍天空，也该像日本电视台那样准备点电脑制作的特技星象图，或者香港台那些神神叨叨的星座速配理论。这也罢了，可我们的主持人实在忍受不了在500年重大时刻浪费自己的才华，问：看，现在画面全黑了，这就是日全食。

专家说是的、是的。

过了三分钟后画面还是黑的，主持人就说这日全食时间比我们预计的要长得多啊……专家不语。

又过了一会儿，还是黑的，主持人突然想起什么对观众们说，哦，刚才是信号中断了。

最好的日全食，最滥的电视主持人。要么很科普要么很娱乐，可各路TV们即不懂科学又放不下身段娱乐，在稍纵即逝的日全食面前，计划内的TV们显然指挥不了计划外的太阳了，比如CCTV的腾岳声音从画外急急飘来：大哥日冕都出来了，北京干嘛呢……都知道天荒坪观赏效果最佳，可是日冕都出来了北京还没反应，所以急火攻心腾岳哥哥连打两个喷嚏，尴尬之际竟调动出最强智力脉波冲说出：看，因为天气迅速转冷让我都喷嚏了……，他怎么就没想到是有人在背后骂他呢？那个武汉女主持不仅说话总搭不上节奏还喋喋不休讴歌着黄鹤楼，介绍着开革开放以来城市的变迁，真是市长的好秘书，还搞倒计时，太阳能听你的就不叫太阳了，那叫领导剪彩。

就这样，壮观的日全食被我们的主持人搞得那么主旋律，像直播春晚随时都想借机歌颂一下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日，全吃时代。我们的主持人们只擅长于直播过程、人选、结果早就内定了的会议，或者找了很多托儿的新闻1+1=2，所以，碰到转瞬即失的日全食就都受不了，就集体口吃，就日全吃了。怪就怪太阳约会的时间太短了，体制外的太阳太不按体制内的TV导播要求办事了，重来一次，或者坚持全食个三四天以供够主持人背足功课。

不能像日本TV那样专业，不能像美国TV那样科学，可也不能让习惯于春晚模式的主持人上来指挥太阳咯，至少得派个脑子没搭那么多电阻丝的人来吧，一个娱乐的建议是为什么不请黄健翔即兴来个日全食直播？太阳，你不是一个人在全食，你是和月亮、地球在全食，这一刻九大行星亿万年来的灵魂附体，伟大的宇宙传统奇观……

肯定好过，咦，怎么画面还是黑的，哦，是信号中断了。以及腾岳哥哥的大哥日哦，冕都出来了，北京还在干嘛呢。

新闻，又被发布了，那三把忽然又找到的锤子和忽然又被鼻粘膜记忆起的汽油味表明，成都交管部门是没有太大责任的，有责任的是那三把因觉悟太低未及时现身的锤子，和应该千刀万剐的纵火嫌疑人。
但我还是有一些不明白。

一、之前说是没有锤子的，现在又有锤子了，我当然该相信有关部门不会在锤子上做假，可是公交车上配置有三把关键时刻一百多人都找不到的锤子，这锤子和不存在有什么区别，也许这比本来就没有配置锤子还让人沮丧，它们并不能证明交管部门就没有责任，它们更证明更多。相同的句式是，我们给村里配了三把枪以打击匪徒，可这三把枪关键时刻是找不到的，我们给学生们提供了紧急通道，可通道在遇洪水、大火、地震时是打不开的……
也许，在6月5日这一天燃火时，锤子没有被缺乏知识的群众们找到而已。

 请问，我这是不是有点像在写道德科幻小说。

二、究竟是自燃还是纵火。我下定决心准备相信是纵火了，因为只有纵火犯的出现整件事情显得更合理一些，也会让大家同仇敌忾一些，心情好很多，太平麻将也可以继续打下去了。但我还是有些不明白，因为如果是纵火的话，纵火者就必须懂得一些窍门比如在纵火时要准确烧断打开车门的电路，他还得有透视功能因为那些打开车门的线路埋在看不见的车体内部的；还有就是，纵火犯还得在众目睽睽之下偷走了锤子藏在衣服下面，然后再纵火，这个就必须有点刘谦的本领才行了；再再比如，纵火犯还得有决绝决赴死的心态，因为火是从车里燃起来的想必他自己也情知跑不脱，另据现场目击者向组织反映的，他还得保证在泼撒汽油时群众们不加以阻止，再用烟头或打火机把汽油点燃……

请问，我是不是在写野鹅敢死队日志。

不过我还是愿意相信这就是纵火，这样大家心情会好一些，群策群力去谴责恐怖份子……好的，我愿意这样相信。生者从此太平，死者从此太平间。

三、我不可能去写科幻小说，也不可能写野鹅敢死队日志，所以我觉得车上有没有三把锤子和是否该追究交管部门的责任，是没有关系的。没有锤子当然该追究，有锤子却找不到，更该追究，因为交管部门是收取了纳税人的钱后就该普及公众安全知识，有义务让它运载的乘客们知道怎么运用包括锤子在内的安全措施，我们总不能把没找到锤子的责任怪在死者身上吧。

如果有特别光明的朋友骂特别阴暗的我唯恐天下不乱，我只有举出飞机上的例子，每次飞行空姐都会详细讲解安全知识，如果正好坐在紧急通道处，空姐更要单独叮嘱你，这些在航空安全条例和航空运营守则上是基本规矩，如果未叮嘱清楚出事则由航空公司负全责。
当然，你要是说飞机和空调公交车档次不一样，飞机的要求不能套用于公交车，飞机乘客的性命比公交乘客更为高级，我将选择闭嘴。闭嘴总归是安全一些的，我也不想成为第二十九个遇难者。

四、写到这里大家都明白了，其实我真的很理性的相信这是有人纵火，但在死者面前，我最关心的不是纵火，而是公交车从冒烟到燃烧五、六分钟的过程中，是什么让人们跑不出去，现在没有证据表明纵火犯是用枪逼着人们不准跑的，却有证据表明大家想跑却跑不出去，如果交管部门的安全工作做好了，大家是可以利用这五、六分钟跑出去的，民间都在讨论为什么全封闭的玻璃窗不像国外那样通过一个把手整块卸下来，为什么手动开门装置不明显标著，为什么找不到足够干粉灭火器，以及司机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就停下车辆，也许正是因为没在第一时间停下来开门就烧断了开门的电路，这几分钟至少可以争取多救二十个人，二十条命。

五、成都，广州以及全国更多的城市公交系统管理不善是早有的事情，有关部门光喊口号舍不得花钱改善公交条件也是早有的事情，我们可以找得到那三把锤子，找得到那个纵火犯，可是光靠审判锤子和纵火犯能预防全国性的火灾么，不仅公交部门，就像之前酒吧大灾烧死那么多人一样，就像新疆学校大火一样，那场大火留下的名言是：学生们都不准动，让领导先走。建议把这句话刻到那些无辜孩子的墓碑上去，当然更好的效果是刻在革命英雄纪念碑上去，让先烈们看看。

六、虽然新闻，时时被发布着，但关于这件事情的报道并不是足够透明的，过去三天了，关于失而复得的锤子，关于李利群、关于为什么不在桥上停车、关于自燃还是纵火，有关部门不该让我们总在这里猜谜语，这些事情是不用太长时间的，当然最后可能从DNA查明：那个该死的纵火犯已经被自己烧死了，具体细节查无可查了，好像有一句成语是专门拿来形容这种情况的，叫什么来着大家给个提示……

七、我说过，死了二十多个人，无论是自燃还是有人纵火，你们是必须严处相关责任人，必须向人们公开道歉，必须用最高待遇安抚遇难者家属……昨天我看到了公开道歉，但我想说这不是全部。其实这个事情也不是那个司机一人来顶缸的，他也只是个草民，我总是觉得在拥有十三亿庞大人口的国家里，收取那么多税费，我们公共场所的安全设施实在太差了，太脆弱了，随便一个纵火犯都能搞掂一个商场、一个学校、一个电影院、一个医院、一个棉纺车间、一个幼稚园……的成百上千人。然后我们去千刀万剐纵火犯只解心头之恨，却对无数生命的未来并没有太大意义。

我了解的情况，找到那三把锤子，闻到了汽油味后，有些相关人士是长舒了一口气的，这样真的不好，所以我要说，这个事情和找到锤子无关，和闻到汽油味无关，而是公共安全投入和机制，这才是关键，我们总不至于真的以为上公交车带把锤子就可以解决难题吧。
群众现在是可以通过互联网掌握很多资讯的，可大家分析资讯的能力还是不够，很容易就被锤子转移了注意力，这种情况下我只能打比方：难道真要让我们去审判锤子，判处锤子们死刑并立即执行。如果这样，这件事情就真的就很锤子了。

    山东鲁能2:4输给斯里维加亚是讲义气的，中国足球是讲信用的，这年头，无论是做菜的还是做爱的，放心的肉是越来越少了，无论是婴儿喝的还是成人摸的，放心的奶是越来越少了，无论是家禽下的还是男人挂的，放心的蛋是越来越少了，无论是饲养的还是应召的，放心的鸡是越来越少了——只有中国足球真让我们放心，它一成不变状态稳定地，输了一场又一场，放心。
    鲁能万岁，鲁能乱睡，与时俱进，与屎俱尽。你们存在的理由，是寻找大叶草、天气湿热、裁判不公、主队球迷太冷淡、主队球迷太热情、客队球迷太热情、客队球迷太冷淡、自己队员的伤病... ...再骂肌无力就俗了，你们是有肌肉的，叉腰肌，那是一种综合了体壁肌、阔约肌、肛肠滑肌在内所有滑腻腻的隐秘肌群，并且无脑，叫你们要控制节奏，要打成功率，但不是要你们像上古时代的草履虫一般，展开单细胞动物缓缓而执着的蠕动，那个蠕动慢得伟大而沧桑，抢到一次球需要三十年，转一次身需要一百年。
    5月15日那天，高洪波一行四大主帅身穿黑西装，模仿奥巴马发布就职宣言，“我有一个梦，我要打进2014世界杯”……，我当时就明白足协新闻办发言人是应该撤职的，这山寨版的西装秀是哪里学来的，你以为你潮男帅哥么，你能教会主帅们别把领带打成红领巾么，那么土鳖的场面为什么没记者发笑，却都在发问，还有一个女记者发出清纯的笑，好一声清纯的嗲，连志玲姐姐都吓得暴退三尺。这就是中国足坛现状，他们管这个叫做，爱国。
    当然我也总结过自己的不厚道，每个人都有梦想的权利，也有梦遗的权利，你好，梦遗大师们。从徐根宝到戚务生到阿里汉到沈祥福到朱广沪到拉杜，哪个不是惊涛拍案，卷起千堆血，数下流人物，还看今朝……很多年前中国足球N年规划就指出：十年后男足打进世界杯前十六强，女足前三，2010年争取打进世界前八，整体水平亚洲一流，青少年亚洲一流，一流，小护士撩开一看，咦，一江春水向东流。
    口号喊了一年又一年，中国足球队——中国头球队——中国散打队——中国口活队，再下去，扫黄打非办的同志就闻风而动了，凡想借支持中国足球发表爱国热情的都是可疑的，其实前天还趁天黑偷过井盖，上前天还顺了瞎子的银行卡，上上前天还把邻居大娘的养老金拿去炒股赔得血本无归却声称这是拉动内需，感动得瞎子、大娘、井盖痛哭流涕，你爱国也不该爱国足，就该手捧一本《中国不高兴》，顺便参加一下基地组织的强化训练，向猛虎们节哀顺便。
    打进2014年世界杯，可中国足球85后至90后，每个年龄段可踢专业足球的孩子，才一百多人，比三聚氰胺受害儿童的数量还少，大爷们凭什么就要说战胜日本、韩国、伊朗、沙特、澳大利亚打进世界杯，中国队打进世界杯必须扩军才具有可操作性，不是从三十二强扩成四十八强、六十四强，而是把月球、海王星、冥王星一并扩了，中国队再持外卡参赛，哈勃望远镜刚刚修复成功，我们在遥远的地球观看比赛，爽啊，韩乔生老师解说着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爱已成往事……%）*￥##—……￥#
    说到这里，大家明白打进世界杯并不好玩，可持续性输球才能带给我们无限的愉悦，这份愉悦治愈了多少前列腺、月经不调、三叉神经紊乱、还可让城管们幡然醒悟，哦，原来我也是一个好人，可让周老虎抚额长庆，哇，其实我没那么假。这才是和谐社会的基础，这是正在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一剂解药，这才是中国慈善事业最可靠的关爱模式。

【顶之前预告贴的贴】

巴萨没有阿比达尔，没有阿尔维斯，没有马克斯，主力中后卫和边后卫都没了,这对本来防守就是短板的巴萨意味着，只能把进攻玩到极致，玩到火树银花，可是打遍西甲德甲意甲无敌手的巴萨前场三叉戟，两个赛季面对英超球队时0进球，梅西10次面对英超球队0进球，英超球队紧缩式防守对于148个欧战进球的巴萨，很像宇宙间的负物质，无所不在，却又无处可寻。
曼联只是没有弗莱彻，但还有更多、更多、更多……曼联在板凳的深度可以深到地核，而且由费迪南、维迪奇、范德萨组成的后场倒三角防守肯定是本赛季欧洲最佳。本赛季曼联的进攻不如上赛季，但怀疑曼联进攻力的人一定是疯了，而且英超球队在一场定胜负赛制中的爆发力，他们是揣着炸弹上场的。
更重要的是，曼联有吉格斯，威尔士的吉格斯，曼彻斯特的吉格斯。

每个时期的曼彻斯特都有一个领袖，先前的坎通纳，碧咸，现在的C罗，但我固执的认为其实应该是吉格斯，虽然他上场的时间和C罗比起来少很多，虽然他并没有穿着曼联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7号球衣，虽然他并没有碧咸、C罗那样人海茫茫的粉丝... ...，但是，如果威尔士没有像拉什和吉格斯这样的天才，不太可能还把足球和威尔士联系起来，但我们已经忘了拉什，还记得吉格斯。因为吉格斯还在进球，当曼联必须进球时，吉格斯给维迪克一粒好球，当曼联必须确定出线权时，吉格斯用自已聪明的头颅攻进一球。那一脚传球很精准，那一次跑位很飘忽——介乎吉格斯做人方法之间。
在这个工业时代，真正意义的“边锋”已近绝迹了，没有了加林查，没有了奥维马斯，没有了利特巴尔斯基，所以只留下吉格斯，像一个古典主义边路的最后执棒长老言传身教着鲁本、达夫、华金们，那种已不太被现代教练待见的“下底传中”被他坚守，很有质感。
更靠近边线，更靠近底线，更靠近世界的刀锋，更靠近世界的尽头，用一种孤独而堂皇的传球和盘带方式，征服世界的中央。
这就是我对吉格斯的褒扬，在他之后，古典主义边锋是不是消亡？留下空间让边后卫们疯狂冲刺，或让如乔科尔那样的边前卫们笨拙的内切，变线，参加防守，再不见漂亮的直线和边路韵律。这是一个老人，他和中间的斯科尔斯，右边的内维尔，像曼联的帝国荣誉老军官，即使身体不再活力四射，但他们有尊严，他们用尊严和经验，把曼联的疆域镇守得极富画面感。
我们已经见识过没有坎通纳的曼联，我们已经见识了没有碧咸的曼联，经历了没有基恩的曼联，你能不能想像一下没有吉格斯的曼联？只有从1992年开始收看英国联赛的人才知道吉格斯内敛之中的曼妙，忧伤的是，他和他的经典边路迟早会走。

【G17和M4直夹】
G17稍微做了旧，因为这支和1911不同，实在不知道如何下手，只好在抛壳口做了一下，剩下的只能等使用磨损了。
M4的直夹自己山寨“刻”了一些字，算是有了自己的印记。

    我们不是为了纪念而活着，我们是为活得更好而活着。
    可是
    北川准备花23亿修建地震纪念博物馆，青川准备打造一个50平方公里的地震公园，大邑的地震博物在5.12这天开馆，汶川准备花费20多个亿修建一座现代化的地震博物馆。有时候我会产生不好的联想，就像看到一个人因事故断掉一条腿，大家给他捐钱，他没利用这笔钱为以后做下营生，却把这笔钱造了一条黄金假肢，说是为了纪念。
    纪念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偶尔具有价值，是为了要我们不忘记过去的失误，比如美国的珍珠港及911纪念物，还有一种是给未来设定标准，比如美国的独立宣言碑文，还有一种是纯粹为了生命本身，比如四川地震纪念。珍珠港纪念只是一艘沉船上来修了一条通道，911纪念就是保留了一条当初逃生的楼梯，可是我们震区的纪念博物馆花费数十亿（总计也许会到百亿）就不是纪念，而是对灾难赤裸裸的炫耀了。我听到最可怕的一种说法来自青川重建：把灾难性资源变成发展性资源。
    一年之后还有很多人跑到北川一中那里寻找英雄感，还有一个著名的记者详细述说当时她怎么伤心怎么闻到尸臭，并奋勇地采写了一篇让老总非常有成就感的现场新闻稿，报社为此苦等到了差点开了天窗……他们不是去安慰灾区群众的，他们是去安慰自己的，他们在那里悲一个伤，千篇一律地喊着“你们要快乐，你们要勇敢”，就觉得自己其实在人格很高尚，在道德很安全了。
    我可不可以翻译潜台词：哎呀妈呀，终于逮到一个好机会来的瑟了。灾难只能去抚平，而不是的瑟，中国一直是没有真正的新闻记者的，范长江不是，我觉得鲁迅是，李敖是，曾经的金庸也是过，但现在没有一个人是，因为大家没有悲悯之感，悲悯与悲伤是不一样的，悲伤是可以装出来的，流泪，嘴唇发抖，喊口号，从中戏北影军艺大二学生可以找出一大把，而悲悯，是——你很无奈，你觉得人胜不了天，而且想永远删除这段记忆。
    北川中学是否真用得着花2亿多重建，不倒学校的校长叶志平说学校重要的是安全，而不是豪华，这是真正遇到过灾难的人才能够说出的真相。关于这场重建的逻辑是，以前不是很豆腐渣吗，这次我们花天价修一个固若金汤来给全世界看看。其实世界上最固若金汤的是人心，而不是房子，一年前倒掉的房子很多首先不是质量原因，而是人心的原因，人的心肠坏掉了，房子倒了是自然的。 
    他们说，就是要抓住这个机会把震区经济再上一个新的台阶。灾难就是灾难，把灾难变成发展的大好机遇是一种重建恐怖主义。中国不是一个人人享有知情权的地方，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全世界最通行的灾后重建原则是，恢复灾前的原貌，不要试图让它通过一场灾难变得更发达，更豪华，一是那会给人民在一场灾难后带来新的负担，再就是企图用更好的生活画面掩饰些过去的什么，无助于改进过去的失误。我看到大家在七嘴八舌讨论地震中学校建筑质量的话题，可官方没有正确的回应，我看到关于5335名死难学生详细的资料并没有在一年之后得以公布，有关部门支支吾吾遮遮掩掩欲盖弥彰，这些最应该纪念的东西却没有得到纪念，反而在修建数十亿的纪念馆。
    我想我说得够多了，剩下的大家自己去联想。
    一座博物馆花掉的20个亿，可以修多少希望小学，可以解决多少农村人口安置，再不济，也可以帮人民弄些生产资料做小本生意。其实最好的纪念就是人本身，这些人，这些死难者的家属还好好活着，是对死者最好的纪念。美国人没有为911花费数十亿美金修博物馆，我估计官员的脑子里压根也没有大力发展911旅游计划的想法，因为那个太荒唐了，可是中国出现了大量的专家论证着地震博物馆的合理性，可操作性，媒体还在大肆宣传，官员频频点首。
    这就不仅仅是脑子里进水，而是脑子里结冰了。
    外地的人们想去一个城市或一个风景地旅游，只会因为它是否漂亮是否舒适是否不可复制，而不会因为它是否更像上海那么现代化是否有北京那么拥有六环七环，全世界最整齐划一的城市是巴西首都巴西利亚，那是按照一个飞机的模型来设计的，分类有生活区行政区商业区，可是巴西利亚不是世界上最好的旅游城市，相反那些混乱的城市却有最多的游客，比如雅典、比如巴塞罗那、比如被无知小资们传唱如圣经般的普罗旺斯。
    不要企图拉动GDP，不要企图扩大城市规模，不要炫耀，不要把伤疤弄成漂亮的纹身。
    因为这是在浪费钱财，也是在浪费外界的支持。当然四川人民是好的，很多人至今还未得到外界想像中的钱物支持，这个他们很理解财政拨款是要有一定周期的，他们没有叫苦，埋头自己开始做生意，可是做个小生意要等待上峰关于最新规划的指示，小生意做的也不顺心。
    中国最缺的不是高深的理论，最缺的是常识的普及，我们的专家和官员们在用高深的理论来淹没常识，这就叫忽悠，叫晃点，或者四川话说的“麻广广”。我本来想写一篇很长的文章，打很多比方，说很多实例，忽然不想这样了，所以最后只能总结一个观点：灾后重建至高无上的常识就是——为人民服务。
    但愿这篇不会被BLOGBUS和谐。

话说，前段时间ZOZO不满足于单看M4系的骚，为自己的AK买了一个侧镜桥，收到之后发现还有一个侧导轨没有买，于是，那个侧镜桥便姑且暂定为挂墙的货色，ZOZO，上M4系吧。
再话说，昨天泼了王翰一身水，浑身不自在的感觉顿然消失，怎么能一个“爽”字能够形容。
再再话说，昨天原本是我上去做模特的，ZOZO的电话告知黄工要来我得去接客，刚好那时候老张回来了，所以老张顶我的位子去做了，看到原本应该被泼的人由我变成老张，这种姑且说是塞翁失马的心境比起泼王翰一身水，来的更是爽。
发现其实自己内心深处应该挺邪恶，看着别人倒霉自己就开心，是真的很开心的那种，那种开心由心里一直蔓延到嘴角，让我屡试不爽。

照片是iPhone拍的，iPhone里用的是CameraKit软件，很长时间没有碰单反了，发现iPhone这种傻瓜的相机加这个CameraKit软件，片子的效果居然有很王家卫的色调和味道。